“总之，最糟糕的情况尚未到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皮埃尔·奥利维耶·古兰沙在10月修改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发出这样的警告。IMF预测2023年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将放缓至1.1％，中国也仅为4.4％。全球总体经济增速有10～15％的概率会降至1.1％。可以说是“明知故犯”的经济停滞近在眼前。一年前IMF非常乐观地认为“只是暂时性”的物价上涨，现在却以创纪录的势头加快速度，以美欧为中心，中央银行纷纷大幅加息。与景气相比，眼下优先考虑的是阻止物价高涨的势头蔓延。严重的能源价格高涨让民众的生活捉襟见肘。如果没有燃料，严冬期就会有人冻死，这样的担忧增强。无论怎么谴责进攻乌克兰的俄罗斯，也无法消除各国的不安。危机的脚步声正在不断逼近。令人心生恐惧的剧本正在悄然而真实地展开。困难也许比过去的危机更加严重。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推出了4万亿元人民币的巨额财政刺激政策，以此为开端，形成了各国通过“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时任英国首相布朗）联合起来的氛围。2010年代希腊等欧元区国家的信用危机是通过时任欧洲中央银行（ECB）总裁德拉吉宣布无限制购买国债来解决的，当时他表示“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此次的考验则缺乏打开局面的政策手段、承担者以及让世界各国联手共渡难关的氛围，可谓“3大条件全部缺失”。面对约半个世纪来最严重的高通胀，首先只能采取冷却经济的手段。采取刺激经济的货币宽松政策和追加财政支出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像以往发生危机时那样采取大胆的行动，会导致通胀进一步加剧。支撑世界经济的国家是什么情况呢？物价走高引起工资上涨连锁反应的美国一年内加息3％，力度比任何国家都要大。而中国由于防疫封控、房地产泡沫的影响以及人口老龄化，较难指望再次用高增长支撑世界经济。至于新兴市场国家，在美国大幅加息和美元走强的反作用下，陷入本国货币贬值和利率上涨的连锁反应中，甚至担忧出现债务危机。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严厉批评发达国家加息“是轻率的赌博”。各国间的沟通机制动摇。10月13日闭幕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焦点已由“应对俄罗斯”转向汇率剧烈变动等“全球加息的溢出效应”。主席国印度尼西亚发表声明称，“G20承诺，为了避免波及，将适当调整收紧货币政策的节奏”。不过，所谓调整指的是什么呢？“对美元来说，由市场决定的汇率行情是最好的体制”，美国财务部长耶伦反驳了外界对美元走强的担忧，表示将支援受美国加息影响而陷入困境的新兴市场国家。美国总统拜登则断言“不担忧美元走强”，并“居高临下”地回答称，“问题是其他国家的发展和健全的政策不足”。将在不久的将来举行中期选举的美国无暇顾及他国。法国巴黎银行（BNP PARIBAS）的中空麻奈叹息道，“真的没有沟通协调的环境”。她指出，“能源这一宏观问题一下变成了家庭收支这一微观问题。这正在改变政治，掀起民粹主义”。政治的迷茫已开始表现出来。“特拉斯危机”就是警钟。英国前首相特拉斯无视财源基础，出台了在英国保守党党首选举中提出的大规模减税和财政政策，在市场上英镑和英国国债遭到猛烈的抛售压力，她被迫撤销了减税方案，最终辞职。在意大利，大选中获胜的极右政党党首梅洛尼提出的补贴政策和财源将左右意大利国债的信用力。日本被全球加息浪潮抛下。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汇率干预也没有起到作用，日元贬值创下了32年以来的水平。政策不一致和缺乏沟通。世界经济已陷入难以打开视野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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